《管理世界》2025年第4期

01 构建辅助宏观决策的就业价格指数：理论、方法与应用

万海远，等

02 银行业宏观审慎政策存在融资涓滴效应吗？——基于央行宏观审慎评估增设行业信贷指标的准自然实验

马传慧，姚驰，方军雄

03 “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共同富裕还是谋谁之利？

雍红艳，袁浩洋

04 中国制造业的数字鸿沟——“接入—应用—转化”的分析框架

孙晓华，等

05 关税波动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

樊海潮，吴彩云，戴觅

06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经济分析：竞争机理与福利效应

许恒，王申

07 企业绿色转型的规制性制度回应——来自乘用车双积分政策推行的证据

高维和，王德勇，殷华

08 公共服务平台化变革下“政府创制平台企业”兴起的动因及影响

宋锴业，徐雅倩

09 信用管理对消费者行为的双重影响——基于哈啰单车驾照分的实证分析

李晶晶，等

10 制度变迁、组织复杂适应与治理模式重塑

成鸿庚，邓国胜，李健

11 直播电商价值链中数字守门人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把守机制研究

马九杰，陈俊良，赵永华

12 专精特新企业产学研知识共创与工艺类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基于隶属集团型企业中集圣达因的案例研究

郑刚，等

题目：

万海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李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李强（北京网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申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贺伟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本文使用全样本的招聘平台大数据，基于搜寻匹配理论来构建具有前瞻性的就业价格指数，以及时反映总体经济形势，并更好服务于宏观决策。针对特定条件的具体岗位，在企业率先给出报价后，求职者随后申请对应岗位并提供出价，在多层多维供求匹配后估计均衡工资增长率，就得到岗位层面的就业价格指数。以平台成交工资、平台求人倍率、调查工资、调查失业率来检验，发现指数表现都非常稳健。以供求匹配后的极小岗位颗粒度作为底层数据，发现新指数能及时反映市场均衡工资变化，为研判总体价格走势提供参考，具有指示失业率和宏观经济的作用。就业价格指数是就业数量和工资价格的结合，可以更敏感捕捉量价分离现象。新指数具有明确的宏观指引、顺畅的中观传导，且在微观层面能真实可感，能先导性体现市场预期，前瞻性指示经济形势变化，有助于弥合宏观经济与微观感受温差，可作为宏观决策的辅助性指标。

就业价格指数，岗位工资出价，供求匹配，空缺填补率，工作找寻率

题目：

马传慧（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姚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 方军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一直是我国金融制度建设的核心，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中增设的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等指标为检验宏观审慎政策的实体经济效应提供了难得契机，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检验银行业宏观审慎政策融资涓滴效应的存在性及其机理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相比其他公司，宏观审慎评估指标增设受益的相关制造业上市公司，其获得的银行信贷显著增加，这使得其增加了对上下游企业的商业信用，这说明银行业宏观审慎政策存在供应链的“融资涓滴效应”。机制检验表明，指标增设受益公司融资约束缓解是产生融资涓滴效应的重要渠道。对经济后果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存在实体经济效应，具体表现为宏观审慎政策指标增设后，政策受益公司新客户数量和企业利润呈现上升趋势。综上，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银行业宏观审慎政策存在明显的融资涓滴效应和实体经济效应。

宏观审慎政策，商业信用，融资涓滴效应

题目：

雍红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袁浩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频现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零成本”使员工不出资或仅象征性出资就可认购激励计划对应股份，显然打破了“盈亏自负，风险共担，与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基本原则，增加了持股计划实施动机复杂性。本文探究了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经济后果及其背后动机，研究发现：投资者并不认同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其发布后会带来相对较差的市场反应，且福利属性使绩效未能因激励得到改善，也并不能推动企业内部共同富裕；若激励股份更多由高管认购、解锁行权约束不严格，则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市场反应更糟。在实控人缺位或大股东为谋求私利而与管理层共谋下，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沦为内部人开展利益输送、谋取私利的工具，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利益。本文有助于全面理解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治理角色，并形成探究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这一新颖且重要问题的逻辑框架，推动已有文献发展，为探讨人才激励等现实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零成本员工持股计划，道德风险，利益输送，共同富裕，投资者权益

题目：

孙晓华（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马雪娇（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孔一杰（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于婷（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制造企业之间的数字化进程存在差异，由此产生的数字鸿沟问题是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讨论的关键议题。本文从理论上探究了制造业数字鸿沟的内涵，基于数字接入、数字应用和数字转化3个层次构建分析框架，提出数字转化沟的形成机理。方法与实证层面，选择基尼系数法对中国制造业全国和区域层面的数字接入沟与数字应用沟加以测算，进而检验了数字转化过程的生产率鸿沟效应。结论如下：数字接入与数字应用分别反映“客观上具备的数字化生产条件”和“主观上采取的数字化实践”，制造业的数字接入沟和数字应用沟均呈现出逐年递减态势；制造业数字转化沟表现为企业数字接入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U型关系；以数字应用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可以将数字转化过程分为掉入数字化陷阱的阵痛期、开始享受数字化红利的转换期和驱动效果由量变到质变的加速期；机制检验显示，经营成本增加是阵痛期企业数字投资失效的重要原因，技术创新成为转换期阶段数字化提升企业生产率的核心动力，协同合作在加速期发挥促进数字蝶变的作用；由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力资本与数字发展政策构成的数字生态建设对数字转化沟弥合存在调节作用。

数字鸿沟，基尼系数，数字接入，数字应用，数字转化

题目：

樊海潮（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吴彩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戴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关税变动不仅会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亦会对中国的国内市场产生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国内市场的产品价格监测数据、关税数据以及进出口海关数据，研究了进出口关税变化对中国国内市场产品价格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对中国额外加征的进口关税降低了中国国内市场的产品价格。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产品出口美国受阻且同类产品未充分转销至第三国，企业将销售重心更多地转向国内市场，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与此相对，中国对美国额外加征的进口关税显著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售价。这主要是由于自美国进口产品的含税价格整体抬升，以及受贸易保护的国产产品价格上升。结合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中国行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关税在产业间的传导。总体而言，中国国内物价整体未明显受到国际市场关税波动的冲击，但不同产品受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关税上升虽然对价格的整体影响有限，但仍带来了一些负面的经济影响。本研究为深入理解关税变动对国内市场的传导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税变动，国内市场价格，投入产出联系

题目：

许恒（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王申（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

作为一种新型的竞争行为，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受到理论研究和竞争政策实践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关于自我优待的竞争效果和福利效应尚不明确，给相关的反垄断执法与竞争政策的实施带来挑战。本文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对自我优待的行为激励、竞争机理和福利效应进行了系统的规范性研究，为该领域的经济学分析提供研究框架和理论支撑。本文认为自我优待的实质是平台利用信息优势构建自营商品竞争优势的过程，平台上较大规模的转移消费者强化了平台实施自我优待的动机。结合平台自身和平台内经营者竞争策略特征，本文归纳出依附型、抗衡型和“内卷”型3类竞争机理并分析了相应的福利结果。本文进一步发现激烈的平台内竞争有利于自我优待实现平台、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共赢的结果，且忠诚消费者在平台内竞争关系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基于此，监管者应充分认识自我优待的分配效应，同时激励数据驱动型创新、强化品牌战略，提高自营商品质量。本文不仅对自我优待行为的规范分析具有理论层面的边际贡献，同时也为优化数字经济竞争政策目标和实现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应的实践方案。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竞争机理，福利效应，忠诚消费者

题目：

高维和（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王德勇（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殷华（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发展研究院）

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是贯彻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举措，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驱动企业绿色化。但过往研究多注重评估环境规制下企业是否合规，缺乏对企业规制回应模式的系统性探究，对环境规制下企业能否兼顾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认识亦不深入。本文层进式剖析“企业回应维度—绿色转型模式—规制制度建议”。首先，基于制度理论提出规制性制度下企业绿色转型的合规（积极回应、消极回应）与结构（战略回应、战术回应）双维度，据此概括了企业绿色转型回应的4类模式：制度期望型、制度机会型、制度漠视型和制度冲突型。其次，利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双积分政策实践为回应模式提供经验证据，双重差分结果表明：总体上，传统能源车企回应双积分政策的积极性高（产量与产值提升），但战术性强（偏好入门车型），即制度机会型回应；不同车企间存在较大差异：非国有控股车企的回应积极性与战略性均较强（制度期望型），而境外品牌车企则回应消极且无战略表现（制度漠视型）。最后，基于企业绿色转型的4类回应模式，构建了规制制度的调整策略，并对绿色转型不同阶段的规制性制度优化方向进行了展望。本研究为企业绿色转型如何响应规制性制度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经验证据，对政府绿色规制完善和企业绿色转型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转型，制度理论，规制性制度，双积分政策，新能源汽车

题目：

宋锴业（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大学社会治理研究基地） 徐雅倩（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公共服务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尽管它们在中国数字公共服务场景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位日益突出，但鲜有对这一新兴组织形式的经验探索。本文以数字政府省级平台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全国范围内多个政府部门和省级平台公司的实地调研，系统分析中国情景下政府创制平台企业兴起的动因及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创制平台企业的产生，源于政府塑造集中可控的平台权力和治理架构，以及政府与平台企业减少需求信息匹配的不对称困境。在数字智能时代，社会公众对政府可持续和系统地回应复杂需求的期望，加快了这种组织形式的产生。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创制平台企业在省级层面大力进行数据平台和标准规范的一体化建设，这种平台国有、省级统筹的思路促成了数字公共服务的平台化和生态化，同时促进了省级层面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普惠化，但是其间接创建的“公司化/平台化领地”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亦影响基层政府自主性。本文构建和发展了“公共服务公司化/平台化”的新型理论，为在数字智能时代有效地推进公共服务的平台化变革，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好地结合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政府创制平台企业，政府平台公司，混合平台组织，平台化变革

题目：

李晶晶（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陈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秦萍（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耿可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雅璨（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在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管理信用，既规范消费者行为，又促进共享经济消费，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哈啰单车的驾照分制度为研究对象，利用2018年5月至2020年12月间14个城市超过3000万条日度行为高频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该制度对消费者违规行为与消费行为的双重影响，并探讨其激励机制。研究表明，驾照分制度显著增加了消费者的骑行行为，尽管短期内对违规行为影响有限，但随着时间推移，消费者违规行为逐步减少。特别是在一线城市以及活跃稳定型消费者群体中，驾照分制度实现了减少违规行为与促进骑行行为的双重目标激励相容。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驾照分制度通过信誉激励与经济激励干预消费者行为，且奖励性激励效果明显优于惩罚性激励。本文研究结果为通过信用管理制度规范市场秩序并推动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支持。

共享经济，信用管理制度，消费行为，双重差分，高频大数据

题目：

成鸿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邓国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李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制度变迁过程中，组织如何以战略行动回应制度逻辑转换？本文通过对G省D县和H省B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双案例分析发现：在乡村振兴制度逻辑从特惠帮扶逐步向普惠发展的整体变迁过程中，中央政府通过战略动员和鼓励创新实现逻辑传导和政策迅速贯彻，地方治理主体则在战略实施复杂系统中采取主体增能型和组团创设型两种战略行动给予回应，进而实现治理模式重塑。研究表明，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呈现为央地互动下的战略行动响应和逻辑统合。一方面，以严格的制约机制保障治理系统的总体稳定性和战略推进；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适时激活子治理系统，实现基层新制度逻辑涌现和战略创新能力跃迁。本文从国家治理的复杂战略统合角度构建的逻辑统合模型，细化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核心机制，为创新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有益参考。

制度变迁，制度逻辑，乡村振兴，组织响应，政策变迁

题目：

马九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陈俊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赵永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强化直播电商平台和主播的数字守门人角色、建立健全直播电商价值链商品质量控制机制，有效把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实现农产品直播电商市场健康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本文从守门人视角探究了直播电商价值链各环节主体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把守机制，重点分析了直播电商价值链中农产品质量安全把守成功与失效的边界条件。基于扎根理论和模式匹配的分析路径，本文构建了“守门人系统、把守机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系模型：平台、主播等直播电商价值链各环节凭借对于农产品流通渠道的控制，发挥着准入把控、秩序维护的作用，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守门人。下游守门人可凭借激励安排，防控上游守门人可能出现的不端行为，共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价值链中的数字守门人，平台与主播拥有强大的把守权力，但会因不适当的利益结构和不完善的激励安排失去守门意愿和能力，致使守门失灵，引发直播电商市场中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本文为理解直播电商价值链中各环节特别是数字平台和主播的角色与地位，以及直播电商市场中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产生原因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能够为完善直播电商价值链治理政策提供参考。

直播平台，电商价值链，数字守门人，农产品质量安全，数字化治理

题目：

郑刚（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朱国浩（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邬爱其（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刘春峰（中集集团）

现有研究对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工艺类关键核心技术的问题探讨有限。本文对中集圣达因开展纵向案例研究，构建了隶属集团型专精特新企业通过产学研知识共创突破工艺类关键核心技术的过程模型。研究发现。（1）工艺类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经历了“工艺技术机会确认—关键工艺原理突破—关键工艺流程突破—工艺技术拓展适应”的过程。（2）隶属集团型专精特新企业可以借助集团的“桥梁者”作用部分缓解技术突破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禀赋、身份合法性、基础研究和创新搜寻等约束。（3）工艺技术机会确认阶段，企业发挥创新驱动优势，以桥接型互动结构下关键技术需求社会化机制弥补认知性知识缺口；关键工艺原理突破阶段，企业发挥专注聚焦优势，以融合型互动结构下关键技术原理外部化机制弥补原理性知识缺口；关键工艺流程突破阶段，企业发挥精益流程优势，以联合型互动结构下关键技术流程外部化机制弥补程序性和事实性知识缺口；工艺技术拓展适应阶段，企业发挥创新驱动优势，以扩展型互动结构下关键技术场景组合化机制弥补多元知识缺口。本文构建的过程模型和提炼的产学研知识共创机制，丰富了工艺类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过程理论的研究，为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工艺类技术“卡脖子”困境提供管理启示。

工艺类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学研知识共创，专精特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