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2025年第3期

01 关税和境内税收协同视角下的国际贸易政策设计

纪珽，陆毅，段玉婉

02 减税政策与地方预算统筹

张牧扬，费冒盛

03 中国企业社保缴费遵从的测算与分析

曹斯蔚，李辉，尹恒

04 创新驱动、激励机制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例

亢延锟，等

05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地区间技术互补与省际贸易增长

陈喆，郑江淮，冉征

06 乡村品牌身份重构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基于贵州“村超”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王泽宇，等

07 从基层“三保”的财力保障看财政转移支付的效果和优化路径

仇童伟，彭嫦燕，甘犁

08 政府资助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实现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

沈永东，等

09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优收益选择与现实偏离

熊景维，孟颖颖，李文瀚

10 链主企业对技术压力型政策变化的创新响应策略——基于比亚迪的纵向案例研究

何琪，等

11 科创板企业上市标准选择对IPO通过的影响研究

郑国坚，刘潋，马新啸

12 重大工程价值创造过程的适应性迭代机制——以都江堰水利工程“惠泽永敷”为例

陈光宇，等

题目：

纪珽（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陆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段玉婉（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增值税和不完全出口退税的政策组合会产生出口税的效果。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保持了强劲的出口势头，这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同时也为贸易政策的调整创造了新的维度和空间。本文提出关税和境内税收应协同发挥作用的政策理念。为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关税和多种境内税收的多国贸易模型，首先通过理论推导展示了开放环境下各种税收如何影响经济运行，再基于数值模拟，逐步进行了单税收、单国多税收、多国多税收互相博弈的定量优化设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关税和部分境内税种在作用机制上直接相关，并以高度耦合的方式影响居民福利及其他重要经济指标，因此进行国际贸易政策设计时应当将它们统一规划和调整。增值税的不完全退税特征会通过改变相对价格直接影响国际贸易，因此出口退税是贸易政策体系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在形式上也具有探索创新的空间。在世界主要国家当前的税制现状下，当国际贸易政策博弈从关税扩充到更多税收的组合时，中国能够显著改变竞争态势，获得明显优势。

国际贸易，贸易政策，结构方程，最优关税，量化贸易

题目：

张牧扬（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 费冒盛（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预算制度背景下，如何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提升地方财政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显得尤为关键。本文立足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四本预算相衔接的要求，以2017~2019年增值税减税政策为外生冲击，运用231个地级市财政预决算数据，研究地方政府在减税政策之下的预算统筹行为。研究发现，对增值税依赖度较高，从而受减税政策影响较大的地区，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规模更大，且地方政府为应对减税冲击有主动提升土地出让收入的倾向，以支撑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规模的扩张。进一步分析表明，调入资金确实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赤字依赖度与债务负担。研究结论表明，加强预算统筹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但从健全预算制度层面出发，仍有一定改进空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需要在增加地方自主财力的同时，构建规范、透明的预算间资金衔接准则。

预算统筹，减税政策，预算间资金调动

题目：

曹斯蔚（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李辉（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尹恒（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企业长期存在社保缴费法定费率与实际费率不一致的问题。本文基于地级市法定费率文件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2007~2020年间中国企业社保缴费的遵从状况。研究发现：第一，中国企业社保缴费不遵从现象十分普遍。样本期内缴纳社保的企业占比仅为64.66%，社保缴费遵从度只有51.30%。企业社保缴费遵从度呈现上升趋势，特别在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2019年《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实施之后显著提高。第二，不同地区、行业、所有制和规模的企业间，社保缴费遵从度存在显著差异。第三，企业间社保负担不平等问题十分突出。这主要源于社保缴费遵从度的差异，法定费率差异的贡献较小。第四，动态分解显示，总体社保缴费遵从度的变化主要源于在位企业的遵从度提高，企业间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有限。第五，妥善解决企业社保缴费的不遵从问题，对于缓解社会保障基金长期压力问题具有显著效果。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来应当继续强化对社保费率的征收管理，逐步消除企业社保缴费法定费率与实际费率之间的“鸿沟”。

社会保险，缴费遵从，社保征管

题目：

亢延锟（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郭家宝（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胡志安（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陈斌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尤其是加强高校创新与产业的精准对接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文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设立为背景，讨论了高校层面的考核激励对其创新行为和成果转化的影响。在理论层面，基于一个高校创新的多任务模型，本文指出，当高校面临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考核时，数量型考核压力越大，高校越容易出现“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并且当高校单位投入可实现的创新数量越多时，该问题愈加明显。在实证层面，本文首先发现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对高校创新的影响具有“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实施”的特征，且对于处在实验室考核年和学科评估临界值附近的高校，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其次，以专利成果署名顺序为切入点，研究发现省部共建实验室设立后，高校为了以更低的投入获取专利第一申请人的身份，更多与议价能力较低的小规模企业开展合作研发，产生的合作专利质量明显更差；最后，本文发现实现高校与地方产业的精准对接，有利于弱化高校创新中“重量轻质”的内在激励，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提质增效。

省部共建实验室，校企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题目：

陈喆（河海大学商学院） 郑江淮（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冉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阶段，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应持续推进创新资源跨地区优化配置，引领地区间互动机制从生产联系深入到技术联系，持续增强地区间技术互补以不断扩大省际贸易联系、促进省际贸易持续增长。本文通过构建包含技术互补关系的多地区采购贸易模型，深入探讨技术互补在强化省际贸易流动份额中的关键作用。基于中国1992~2017年发明专利数据测算得出省际层面技术互补指数与贸易流动份额指数，本文有以下研究发现。（1）技术互补显著提升了省际贸易流动份额，相比于技术结构简单产品，省际在技术结构复杂产品上进行技术互补对推动省际贸易流动份额的贡献作用更突出。（2）随着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大，技术互补对省际贸易流动份额的促进作用呈现持续存在特征，具有明显的省际贸易放大效应。（3）基于强化技术互补的检验发现，降低创新资源配置不确定性能够加快省际技术互补提升；优化营商环境将推动中低收入省份融入高收入省份互补性技术体系；促进发明人才合理配置有利于各省份在技术结构复杂产品上开展技术互补活动。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下的技术互补演变及其对省际贸易增长的影响，为我国建设技术和发明人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以贸易增长为导向的技术互补体系，进而因地制宜布局有本地优势的新质生产力找准政策发力方向。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技术互补，省际贸易流动份额

题目：

王泽宇（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周翔（广州大学管理学院） 王增文（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王英奇（广州大学管理学院） 邓智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研究所）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鉴于乡村的资源积累相对薄弱，利用特色品牌建设来吸引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投入已经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将乡村视为品牌社群，运用最优区分理论，以贵州省榕江县“村超”带动乡村发展的实例为切入点，深入探究乡村如何凭借品牌身份构建来动员利益相关者资源投入的机制逻辑。具体而言，欠发达乡村可以通过两种身份区分机制——内化式平衡与外衍式平衡，逐步强化对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动员效果。一方面，通过内化式平衡，乡村能够重新凝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培育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借助外衍式平衡，乡村进一步整合外部利益相关者，吸引并汇聚优质资源，携手推进核心竞争力的深度开发，进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久的发展活力。此发现不仅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微观关系战略层面的实践启示，同时也拓宽了身份构建理论与最优区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范畴。

乡村振兴，关系战略，品牌身份，身份建构，最优区分

题目：

仇童伟（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彭嫦燕（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甘犁（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做好基层“三保”工作，关系到政府履职尽责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维护经济运行正常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压舱石”。本文利用2016~2020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预决算数据库数据，描述了基层“三保”特征，并评估了财政转移支付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2016~2018年全国区县“三保”支出平均占比略高于40%，但2019年后出现大幅增长并超过了50%。如果不考虑财政转移支付，那么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有超过30%、50%和60%的区县无法负担“三保”支出；如果考虑财政转移支付，那么基层“三保”保障将不存在财力不足问题。在“三保”支出内部，虽然基层政府在早期偏好保工资和保运转支出，但2019年之后保基本民生支出占比大幅增加，体现了新常态下中央财政保障民生的基本取向。进一步证据显示，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提高基层保工资支出，但仅专项转移支付对西部基层保基本民生支出存在激励作用；落实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有利于提高基层“三保”支出，且对保基本民生支出的效果最佳。其中，落实专项转移支付直达机制对基层“三保”的保障作用更强。鉴于此，当前亟须测算基层“三保”的合理支出水平、强化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专款专用属性、调整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与结构、因地制宜实施财政激励政策。

基层“三保”，财政支出偏好，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题目：

沈永东（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 毕荟蓉（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郁建兴（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 王晓蓬（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政府资助社会组织成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十年政策执行的经验现象分析，提出了“行动逻辑—实现机制—政策效果”的解释框架。本文发现：（1）政府资助社会组织具有提升社会服务供给、提高社会组织发展、改善政社关系等多元政策效果；（2）政府在工具性行动逻辑和社会性行动逻辑的驱动下资助社会组织，且在不同资助阶段产生动态变化；（3）在双重逻辑的动态驱动下，政府资助社会组织的不同政策效果经由资源撬动、规范赋能、引领示范等3种机制得以实现，并呈现出差异化特征。本文从行动逻辑层面拓宽了西方政府资助社会组织理论，贡献了政府资助社会组织的中国模式，为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组织开展政策评估与机制选择提供有益启示。

政府资助，社会组织，政策效果，行动逻辑

题目：

熊景维（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农村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孟颖颖（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文瀚（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农村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通过建立精算模型，测度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不同首保年龄、缴费档次和缴费年限条件下实现个体参保收益最优的条件，分析了制度的净收益回报特征与参保激励特征。同时，结合CHARLS2018和CHFS2017数据对我国居民的实际参保行为与最优选择之间的偏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现有制度激励不良对城乡居保“低筹资水平、低保障水平”产生了诱导作用，“少缴短缴晚缴”的现实参保行为源于个人在制度激励约束条件下追求养老金净收益最优的自利选择结果。在个人追求缴费回报最大化的条件下，制度最优收益的一般特征及激励不良的具体表现为：（1）在当前60岁的参保年龄上限条件下，在缴费档次相同时，“长缴”对应的养老金净收益的逐年增长率基本恒定，制度对持续缴费的激励效度不足。（2）在缴费年限相同的条件下，随参保者选择的缴费高档次提高，养老金净收益的边际增加量减少，制度对“多缴”的激励深度不够。（3）养老金净收益随首保年龄增大而增加，首保年龄每推迟5年，则相同缴费年限和缴费档次下的养老金净收益增加约10%，制度的“晚缴”奖励效应明显。与此同时，城乡居保中个体的现实参保—缴费选择与其净养老金收益最大化对应的最优选择间存在显著的偏离，且参保者在缴费年限和最大养老金净收益上的偏离呈现“系统性”和“无差异”发生的特征，短缴偏离的发生比例和平均年限分别为93%和5年。在现实缴费选择与相应最优缴费年限的关系上，首保年龄为中年、缴费档次越高的参保者，偏离最优缴费年限的差额越大。在养老金净收益的偏离上，低缴费档次的参保者，其首保年龄特征对其获得最大养老金收益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缴费档次相同时，越早参保的居民反而偏离最优收益越远。高缴费档次参保者的养老金收益远未实现最优，延长缴费对这部分参保者而言有潜在的福利改进效应。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优收益，参保—缴费选择，制度激励，现实参保选择偏差

题目：

何琪（中南大学商学院） 王昶（中南大学商学院） 邓婵（中南大学商学院） 耿红军（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技术压力型政策是政府促进新兴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但企业尤其是链主企业如何对其进行创新响应，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阐释。本文融合认知视角与技术轨道理论，通过对比亚迪动力电池技术的纵向单案例研究，探索链主企业对技术压力型政策变化的创新响应策略及其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面对技术压力型政策变化，链主企业通过实施实质性顺轨创新、策略性变轨创新、前瞻性并轨创新策略，实现对政策变化的灵活响应；第二，链主企业依据对政策变化与自身能力的认知判断，通过对技术方向选择与知识编排调整，自主转换技术轨道响应政策变化，实现技术优势深度挖掘、广度拓展和全面领先；第三，链主企业凭借技术与关系领导力以及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在技术压力型政策变化的创新响应上较一般企业更具能动性。这一发现拓展和深化了企业对政策的创新响应理论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尤其是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进而更好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提供启示与借鉴。

链主企业，技术压力型政策变化，创新响应，技术轨道，认知

题目：

郑国坚（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 刘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马新啸（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

本文首次针对性关注同时满足“盈利标准”和“非盈利标准”的申请上市科创板的企业，研究其上市标准决策能否以及如何影响IPO通过，主要发现：（1）同时满足“盈利标准”和“非盈利标准”时，科创板企业选择“非盈利标准”通过IPO的概率比选择“盈利标准”平均高出19.58%；（2）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选择“非盈利标准”更符合科创板制度设计的合法性要求，从而更易通过IPO，而信号传递渠道不成立；（3）进一步考察科创板制度优化的外生影响，相关制度加强了拟上市企业整体的规制合法性，削弱了选择“非盈利标准”对IPO通过的正向作用；（4）异质性检验显示，包容性上市标准有助于解决地区间创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位于非长三角地区和非一线城市以及承销券商声誉更高的企业，选择“非盈利标准”通过IPO的可能性更大；（5）部分企业仍然选择“盈利标准”申请上市的原因在于，其会基于“成本—收益”权衡作出理性决策，选择“非盈利标准”通过IPO的同行企业数量和募资越多，以及合作保代的注册制保荐经验越丰富时，上述企业选择“盈利标准”的倾向越小；（6）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选择“非盈利标准”上市后的财务舞弊可能性更低、经营业绩更好。

科创板企业，注册制，盈利标准，非盈利标准，上市标准选择

题目：

陈光宇（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税发萍（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鲁若愚（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仕明（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志琴（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永续是重大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本文对都江堰水利工程千年古堰价值的质性研究，系统探索了重大工程“惠泽永敷”价值创造过程的行为机制、演化路径与理论内涵。研究发现：（1）重大工程价值创造过程的适应性迭代存在乘势生物、合道成物与合和共生3种行为机制，依次涌现在生物迭代、成物迭代和共生迭代3个过程，整体呈现螺旋上升的动态演进趋势；（2）在道与器的传承与创新交互作用下，呈现“简约速效—制度匹配—区域协同”的经济性演化路径，这种路径依赖对良性迭代产生连续的强化作用；（3）普惠价值演化经历功能形成、环境复合、区域融合的阶段性系统跃升，价值目标依赖对良性迭代产生稳定的保障作用；（4）重大工程“惠泽永敷”演化过程中隐含的价值基因，呈现代际属性、代际传承、代际义务的逐级进化，对经济性路径突破与普惠价值演化发挥驱动作用。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既是对中国特色重大工程价值理论的自主性探索，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对重大工程价值普惠路径及适应性理论的挖掘与探索。

重大工程价值，惠泽永敷，都江堰水利工程，适应性迭代，代际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