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01 人力资本空间配置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基于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刘华,王姣,陈力朋
02 产业间要素配置与贸易网络地位
王孝松,周钰丁
03 以互联式创新网络枢纽节点为靶向的中国创新激励政策——基于组合式知识生产函数的探讨
安同良,闻锐
04 财政与货币系统关联效应研究——兼论中国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
姚东旻,等
05 产业链融入与企业创新——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产业链测度新方法
陈林,等
06 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绿色发展
黄承梁,潘家华,高世楫
07 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性绿色创新与企业环境表现
王镝,章扬
08 绿色转型发展中的财政激励与协同治理——来自“山水工程”试点的证据
祁毓,杨春飞,陈诗一
09 中国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改革思考
张成思
10 分而治之:税收组织结构与企业关联交易避税
陶东杰,赵奎
11 数据要素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机制探析
刘涛雄,等
题目:
刘华,王姣,陈力朋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郑州大学商学院
优化人力资本空间配置能够通过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提高生产率和创新,是应对人口增速放缓新形势的重要手段。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劳动力生产率溢出和公共服务溢出的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探究中国人力资本空间配置优化的福利效应及实现最优配置的可行财政政策。研究发现:在有劳动力跨技能类型生产率溢出和公共服务溢出的空间经济中,人力资本空间配置优化可以明显提高社会福利;实施从高技能工人(和高工资城市)到低技能工人(和低工资城市)的再分配政策能够实现人力资本的空间优化配置,使得经济状态达到帕累托有效前沿;相对目前中国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均衡状态时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呈现出高技能人才区域布局更均衡的特征。本文为研究异质性劳动力跨技能类型溢出效应和人力资本空间配置优化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推动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福利改进,量化空间均衡
题目:
王孝松,周钰丁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在生产、销售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可以凭借其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从国际贸易往来中获取更大利益,并逐步提升自身的经贸话语权,而这一过程与合理的生产要素配置密不可分。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化体系在过去较长时间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工业体系的要素配置水平呈快速下降趋势。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研究表明,制造业生产要素配置水平的过快下降将导致我国产业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偏离核心枢纽位置,且主要表现在出口贸易网络中。机制分析表明,要素配置水平的过快下降将导致资源错配加剧、生产成本上升、地区创业热情萎缩,进而作用于产业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而丰裕的人力资本、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完善的市场机制与积极的产业政策则显著缓解了上述不利影响。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发展理念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下一阶段经济转型过程中,特别是新型工业化与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参考。
要素配置,贸易网络,经济转型,新型工业化,数字经济
题目:
安同良,闻锐
南京大学商学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互联式创新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的底层逻辑,而创新主体在互联式创新网络中的位势决定着其创新绩效,因而实施以互联式创新网络枢纽节点为靶向的精准滴灌式创新激励政策才是创新治理的未来方向。本文梳理了中国创新激励政策的演化趋势,基于互联式创新网络,构造了创新主体的组合式知识生产函数,建立了以知识搜寻、组合并创生新知识的创新行为模型,并应用2013—2022年ICT领域互联式创新网络数据,分析了中国以互联式创新网络枢纽节点为靶向的精准滴灌式创新激励政策的实际效果。结果表明:研发补贴、税收优惠等创新激励政策对网络中高中心度的枢纽节点效果更好,枢纽节点对互联式创新网络的结构以及整体创新绩效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数字技术可帮助创新主体提高中心度、成为创新的枢纽节点,而大企业、国有企业与高校更具备成为枢纽节点的潜力。文章揭示了数字经济时代互联式创新的行为机理,为中国创新激励政策从工业经济时代大水漫灌式向数字经济时代以枢纽节点为靶向的精准滴灌式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应对日益严重的贸易摩擦与知识围堵提出了辩证对策。
数字经济,互联式创新,组合式知识生产函数,枢纽节点,精准滴灌式创新激励
题目:
姚东旻,苏代钰,蒋婉蓉,张容瑜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主流理论未充分探讨“财政”与“货币”间的有机联系,“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的要求,需深入认识“财政”与“货币”间的关联效应。本文在构建财政影响货币系统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索了财政部门影响货币流通的制度基础、传导渠道及调控能力。研究发现:第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由财政部门履行对国有商业银行出资人职责的制度和财政性信贷制度,赋予了财政部门影响货币创造的能力。第二,财政部门对货币市场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在货币供给方面,国库存款是影响广义货币的重要原因,并且国库存款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在公共金融产品生产方面,近10年,财政性信贷相对商业性信贷的占比呈上升趋势,2022年金融机构贷款中有11.04%—31.29%的信贷属于财政性信贷。第三,用公开市场操作对冲国库收支扰动,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配合财政生产公共金融产品,用国有金融资本的财政出资人特征拓展政府债空间,通过履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资人职责配合央行宏观审慎管理。
财政,货币创造,“双主体”货币调控体系,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题目:
陈林,陈臻,张玺文,龙菲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暨南大学现代产业新体系研究基地,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是当前国家的重大战略,不同链之间如何实现深度融合富含理论与实践价值。已有研究中产业链的量化框架较为缺乏,本文尝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分布式抓取爱企查、商商查、各地区招投标公告及上市公司年报中的企业关联信息,依托Acemoglu等以有向图数学理论改良投入产出表的思路,采用深度优先搜索算法构建全产业链图谱数据库,测算产业链的内部关联度、质心度等指标,并测出每个链上企业的产业链融入度,最终构建出一个产业链测度的理论框架与新方法。结果表明,融入产业链能有效激励企业创新绩效,并通过知识溢出、规模经济等产生积极作用。该效应会因链主企业性质、产权性质等呈现出显著异质性,更充分的行业竞争亦能强化产业链的创新效应。本产业链量化框架,可为国家现阶段实施的提高产业链韧性、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提供分析范式与决策参考,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产业链,企业创新,产业链融入度,产业链关联度,创新链产业链融合
题目:
黄承梁,潘家华,高世楫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变,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实践中孤立地、断章取义地就环境论环境、就生态论生态,采取了“一刀切”式方法简单、态度粗暴的错误做法,对经济发展、民生福祉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要认真学习研究和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发展和安全的主旨要义、深刻内涵,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着力推动绿色发展。
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发展,生态安全,绿色发展
题目:
王镝,章扬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引导资源性产业有序发展等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9—2022年中国A股4748家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和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环境表现和绿色创新,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和技术实践应用对企业环境表现均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政企之间存在信息壁垒、创新监管政策滞后的情况下,企业存在策略性绿色创新行为;绿色债券带来的巨大资金激励扭曲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环境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在绿色债券资金激励下,非国企更倾向于采取策略性绿色创新行为,国企更倾向于采取实质性绿色创新行为;制造业企业、非重污染行业更倾向于采取策略性绿色创新行为,非制造业企业、重污染行业更倾向于采取实质性绿色创新行为。本文研究结论为进一步落实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和完善绿色创新监管体系提供了科学支撑。
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环境表现,策略性绿色创新,绿色债券
题目:
祁毓,杨春飞,陈诗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绿色转型发展既要考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改善,又要考虑如何通过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而财政治理的激励功能和协调作用契合了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解决激励问题和推动合作治理的需要。本文以中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以下简称“山水工程”)为例,阐释央地分权框架下财政治理如何通过“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和“项目制”方式解决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激励不足和协调不畅的问题。基于一套丰富且独特的数据集,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山水工程”所蕴含的以财政为基础的系统性治理模式在推动绿色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实证发现,“山水工程”在短期内使得生态环境状况呈现出整体性改善趋势,体现出较好的激励和协同效果,且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揭示了合作模式、财政能力和环境本底基础对政策效果的影响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上述治理成效得益于“山水工程”对地方形成了积极的政治激励、绿色协同激励和经济激励。本文研究有助于揭示财政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对环境分权、环境治理合作、项目制等理论具有明显的文献贡献,也为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
绿色转型,财政治理,激励与协调,山水工程
题目:
张成思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利率走廊和利率地板体系是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的可选模式,不同模式的选择与银行体系准备金充足程度相关。本文基于中国准备金相对充足程度视角研究现行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的改革逻辑,以期提高短端与长端利率调控的一致性,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本文将准备金充足程度划分为稀缺、海量和中等规模三个层级,依据这三个层级讨论中央银行如何选择不同的市场利率调控方式以优化调控效率。在具体分析中,我们考察准备金规模分别与准备金需求及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交易两端主体(即中央银行和其他银行机构)的可交易资产规模对比情况,分析中国银行体系准备金相对充足程度的动态变化趋势。上述指标动态演化趋势及我国中央银行前期实践基础表明:我国准备金规模有逐渐靠近中等层级的趋势,利率调控体系具有灵活选择的空间。未来可以考虑在公开市场操作基础上,将准备金利率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依据现实情况灵活选择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通过调整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化利率的趋势性变化,提升短端与长端利率调控趋势一致性。这可以作为中国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的改革选项。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准备金利率,利率走廊,利率地板
题目:
陶东杰,赵奎
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本文以2017年和2019年两批6个国家税务总局特派办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5—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与其母子公司形成的“公司对”层面的关联交易大样本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税收组织结构优化对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特派办设立通过优化管理幅度提升了跨区域税务稽查组织效率,有效抑制了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避税。进一步地,对于民营、占关联公司的股权比例较高等避税动机较强的上市公司,上述效应更加明显。机制分析发现,特派办的设立有效抑制了企业集团利用母子公司双方有效税率差异进行关联交易避税,如利用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亏损企业税收结转政策等。拓展分析表明,特派办设立显著提升了地方税收能力。本文首次评估了国税总局特派办的组织绩效,为税务部门通过组织结构优化提升其征税能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组织结构,国税总局特派办,关联交易,企业避税
题目:
刘涛雄,张亚迪,戎珂,周迪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文重点关注数据资本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本文提出数据采样模型,将数据作为有意识生产积累的结果,而不是副产品引入增长模型,引入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之间的替代性以考察数据非竞争性的作用,理论分析发现内外部数据互补性程度会影响数据对增长贡献的大小,数据影响增长存在通过促进创新和直接作用于生产部门这两个基本渠道。利用省际数据资本存量和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同数据采集、数据清洗和存储阶段积累的数据资本相比,数据加工阶段所积累的数据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特别是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发现,数据资本在现实中的溢出效应很小甚至为负,数据资本非竞争性的特点可能没有理论预言的那么强,甚至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数据资本既可直接作用于生产活动,也可通过创新活动间接作用于生产,但是通过促进创新发挥的作用远弱于前者。因此,若要数据真正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迫切需要通过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促进数据的流通、汇聚和分享,并充分发挥数据对研发与创新的促进作用。
数据资本,经济增长,外溢效应,数据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