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01 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福利效应:制约因素与跨国协调
王永进,谢芳,王文斌
02 连带责任、数据交易与信息权益保护
汪浩,张俊妮
03 知识产权制度渐进式改革之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演进
孙晓华,唐卓伟,马雪娇,孙瑞
04 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下的产业政策
陈志远,张杰,孙昊,任元明
05 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率及共同富裕效应
周强,李阳,罗楚亮
06 中国城市体系的演变与发展路径优化
魏守华,钱非非,吴海峰
07 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分化之谜:偏向型开放视角的解读
唐保庆,高凯,孙桂玉,高彦彦
08 短期信贷与银企双向寻租:存在证据与形成机制
李惠竹,王振山,刘井建
09 银行业对外开放与内资银行竞争和发展——兼论统筹银行业开放与安全
罗知,刘岩,陆利平,刘成
10 生产网络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周期
黄益平,徐诗语,余昌华,杜浩锋,伍晓鹰
11 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内技术溢价的影响:理论与中国证据
陈波,何振宇,唐雨葳
题目:
王永进,谢芳,王文斌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商品贸易与跨境数据流动的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福利效应,以及单边放开和双边放开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潜在动机和制约因素。结果表明:(1)全世界范围内的跨境数据流动能够提高各国福利,而区域跨境数据流动政策对非成员国的影响取决于数据的规模报酬。当数据规模报酬较低时,其对非成员国具有“以邻为壑”效应;而当数据规模报酬较高时,则具有正向溢出效应。(2)一国单方面放宽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对其他国家的福利具有正向促进效应,而本国的福利收益则与数据规模报酬呈正相关。当数据规模报酬较高时,其单边放宽限制可以显著提升本国福利。(3)由于数据的副产品属性和规模报酬递增属性,各国数据政策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一国单方面允许跨境数据流动也会激励其他国家同样放开数据流动限制,从而实现更大的福利效应。特别是当产业数字化程度较低时,更需要跨国政策协调来推动数据流动。本文对于数字经济时代规范和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的政策设计以及跨国数据政策的协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大数据,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数据规模报酬
题目:
汪浩,张俊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
本文讨论连带责任对数据市场效率和信息权益保护的影响。上游数据企业将数据授权给下游服务企业,用于向最终客户提供基于数据的服务。数据中包括敏感信息,因而存在侵犯信息权益的可能,而连带责任意味着上游企业需要为下游企业的侵权行为承担部分甚至全部责任。分析表明,给定合理的处罚力度,连带责任使下游企业有更强的动机滥用数据,同时降低上游企业提供数据的意愿,可能导致对社会有利的数据交易被放弃。如果上游数据企业存在有限的责任承担能力,那么下游服务企业滥用数据的动机减弱,有助于提升市场效率。而如果下游服务企业存在有限的责任承担能力,那么其滥用数据的动机进一步加强,这也促使上游企业更加谨慎地选择交易伙伴。本文还通过Hotelling模型分析当下游服务市场存在竞争时,连带责任对市场效率的影响。与垄断情形类似,这时连带责任仍然会加强下游企业滥用数据的动机、降低数据市场效率。在寡头竞争中,连带责任不会显著影响下游企业的利润。
连带责任,数据交易,有限责任承担能力,信息权益
题目:
孙晓华,唐卓伟,马雪娇,孙瑞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保障。本文以渐进式改革的制度逻辑为基础,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分为起步阶段与成熟阶段,构建领先企业创新和追随企业模仿的动态博弈模型,从理论上探究不同阶段的改革措施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机制,通过比较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演进产生的创新效应,挖掘知识产权渐进式改革的合理性。实证方面,将国家知识产权试点与示范城市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微观层面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起步阶段的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建设有效促进了创新数量增长,成熟阶段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则显著推动了创新质量提升。机制检验显示,创新数量增长主要来源于政府主导的数量导向型财政激励,制度成本下降的作用相对有限,创新质量改善则依靠市场化金融激励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而制度环境分析表明,市场化程度与对外开放程度影响着改革效果。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对理解创新体制改革的“中国之治”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为新发展阶段优化国家创新治理体系拓宽了政策思路。
知识产权,渐进式改革,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题目:
陈志远,张杰,孙昊,任元明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尝试在创新链和产业链一体化的研究框架下,探索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和最优组合。基于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的研究思路,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不同情形下的产业政策最优组合策略以及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在封闭经济下,对生产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上游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活动实施补贴或减税导向的产业政策是最优策略;在开放经济下,在区分完全依赖国外上游行业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国外上游行业企业和国内上游行业企业竞争性供给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存在国外上游行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断供风险三种不同条件下,最优产业政策的实施应该具有全覆盖上下游企业的特征。使用遭遇“卡脖子”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的相关上下游行业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针对上游行业或企业研发活动政府补贴支持力度的加大可以拉动下游行业或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和产出规模的扩张。本文基于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视角论证了国家层面采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也为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的最优组合策略和重点改革方向提供了参考。
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体系,产业政策组合,中国产业政策
题目:
周强,李阳,罗楚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本文以低收入相对贫困人口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引入分段识别方法,并在加总综合指数过程中分步引入时间因素和不平等厌恶系数,构建了具有可加性、可分解性和分配敏感性的长期相对贫困指数,进而将其分解为适合动态测度低收入人口相对贫困状态与收入分配关联性的系列指数。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CFPS调查数据,在识别长期相对贫困对象的基础上,分解测度了财政转移支付对低收入人口的长期再分配效率与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发现:我国低收入人口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在2010—2020年下降了13.67%,但目前仍处于较高水平。与农村相比,城市低收入人口的长期相对贫困发生率更高、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更长,然而农村长期相对贫困家庭的不平等程度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财政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具有累进性,对长期相对贫困家庭产生了“减贫—溢出—赋能”的多重效应,且在改善总体不平等程度的同时,使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平均水平,从而产生共同富裕效应。
相对贫困,再分配效应,转移支付,共同富裕
题目:
魏守华,钱非非,吴海峰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针对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体系人口分布的两极分化现象,本文构建一个综合的量化空间均衡模型,阐释向心力的集聚效应、离心力的通勤成本、区位基础以及迁移摩擦对城市规模和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理论模型推演、结构式估计和反事实模拟的结果表明:改善通勤成本或降低迁移摩擦会使特大及以上城市人口持续增长,导致城市体系分布更加集中;均等化集聚效应会显著驱动中小城市人口增长,使城市体系分布向均匀化演变;区位基础的舒适度或生产率均等化将促进中小城市人口增长,而消除城市间房价差异则有助于提升特大及以上城市人口规模。反事实政策评估的结果表明,城市体系均匀化分布会促进社会公平但降低社会总产出,而城市体系集中化分布会提高社会总产出但有碍社会公平。因此,本文兼顾效率与公平,提出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宜采取“稳两头、促中间”的结构优化道路:以外围中小城市的社会公平和超大城市的经济效率为基础;重点促进都市圈和城市群地区的中小城市发展,引导城市体系由“哑铃型”向“橄榄型”结构转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
城市体系,城镇化路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量化空间均衡
题目:
唐保庆,高凯,孙桂玉,高彦彦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以经济型服务业快速增长和非经济型公共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为特征的服务业内部结构分化现象与其他国家存在明显差异。本文构建政府产业选择理论模型,从服务业偏向型开放视角研究财政分权制度与偏向型开放的协同效应引发服务业内部结构分化的理论机制。研究发现:(1)偏向型开放给经济型服务业提供了超越公共服务业的发展机遇,在叠加地方政府享有财政分权制度所赋予的资源支配权的背景下,偏向型开放会“引导”地方政府对经济型服务业“超配”资源,财政分权和偏向型开放形成的协同效应推动了服务业内部结构持续分化,这一结论通过了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2)上述研究结论随着公共服务行业、地方政府、官员动机、区域等方面的差异而呈现出异质性。(3)要素配置失衡是财政分权和偏向型开放的协同效应推动服务业内部结构分化的重要机制,在控制了其他“替代机制”的情形下,财政分权和偏向型开放的协同效应对服务业内部结构分化的影响依然成立。(4)服务业内部结构分化现象的拐点源于2014年之后偏向型开放程度的扭转,以及地方官员考核方式调整所带来的财政分权与偏向型开放协同效应弱化。本文可以为推动服务业内部均衡发展提供重要的政策启示。
偏向型开放,财政分权,服务业,结构分化
题目:
李惠竹,王振山,刘井建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本文基于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短期化的融资异象,深入剖析信贷参与双方的利益诉求和关系特征,从银企双向寻租的视角探讨企业短期信贷蕴含的租金成本。针对我国2008—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短期信贷配置产生了超额手续费和招待差旅费,从供需两端形成了包括银行租和企业租在内的双重租金成本。本文利用产业政策和资管新规的外生政策冲击检验,以及与房价相关联的企业抵押品价值的工具变量分析,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渠道机制分析表明,在银行租方面,短期信贷强化了商业银行融资主导地位以及信息独占优势,进而催生了垄断租金和信息租金;在企业租方面,短期信贷加剧了企业流动性风险而强化企业信贷寻租动机,最终形成了银企双向寻租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宏观层面的宽松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化以及微观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和民营属性有助于抑制短期信贷寻租。后果检验发现,短期信贷寻租降低了企业资本投资效率和研发投资水平,产生了“绊脚石”效应。最后,短期信贷中银企寻租行为存在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为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改善银企关系以及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借鉴。
短期信贷,寻租,垄断租金,信息租金,流动性风险
题目:
罗知,刘岩,陆利平,刘成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加快金融业的高水平开放、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是我国构建制度型开放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经过40多年的银行业开放,我国外资银行无论是数量还是资产规模与内资银行相比仍然相差悬殊。新一轮的银行业开放究竟能否促进银行业竞争、推动内资银行业发展,存有疑问。本文梳理了中国银行业开放的历程,论证了中国银行业新一轮开放对金融强国建设的必要性,并利用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作为银行业发展的代理变量,从微观层面考察开放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能够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数量增加(集约边际)可以显著提高内资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2)首次引入能够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扩展边际)也会使得内资银行分支机构显著增加。这说明银行业市场开放本身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3)由于竞争实力的不同,内资银行受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五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异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增加,竞争实力较弱的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数量减少。(4)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对内资银行业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这些结论都证明外资银行开放通过加剧竞争推动了内资银行业的发展。更进一步,本文归纳总结了银行业开放背景下金融安全内涵的演进过程,结合实证研究结果、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论证了统筹银行业开放与金融安全的可能性,并提出了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策建议。
金融开放,银行业竞争,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布局
题目:
黄益平,徐诗语,余昌华,杜浩锋,伍晓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增长实验室
经济周期常被视为总量现象,然而在中国经济结构快速转型的背景下,它还受到各个部门周期性变化以及经济网络结构演变的影响。基于生产网络视角,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周期的成因。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讨论生产网络的结构特征和转型过程对行业冲击与经济波动之间关系的影响。接着,利用带有异质性约束的贝叶斯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基于中国行业生产率数据库(CIP/China KLEMS),实证识别1978—2018年中国经济周期的源头行业。研究发现:第一,少数主导行业通过投入产出联系驱动了大部分经济波动,且不同时期的主导行业有所变化。第二,资本密集型行业在生产网络中的投入产出联系不断强化,逐步替代劳动密集型行业成为经济周期的主导。第三,建筑和房地产部门作为生产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其自身冲击在各行业间广泛传导,同时上下游行业的冲击通过该部门被放大,二者共同塑造了建筑和房地产部门在经济周期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揭示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理解宏观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学术与政策价值。
经济波动,行业冲击,生产网络,异质性约束,贝叶斯结构向量自回归
题目:
陈波,何振宇,唐雨葳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服务投入和公平工资理论,构建了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内技术溢价的理论模型。结论表明,服务业开放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投入成本、提高员工所能分享的盈利,从而使得拥有更强谈判能力的技术劳动者受益,提高企业内技术溢价。此外,若制造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小(大)于服务投入与劳动投入的替代弹性,那么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内技术溢价的正向影响将随着企业初始生产率水平的上升而增大(减小)。基于2000—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2011—2019年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模型的推导命题。此外,实证结果也发现服务业开放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本文研究为如何推动制造业在服务业开放的背景下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动态平衡、调节不同群体间收入分配提供了政策参考。
企业内技术溢价,服务业开放,公平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