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年第11期目录、摘要和相关数据

01 产业增长陷阱的测度与突破路径——基于生产网络与技术网络的产业增长理论

郑江淮，孙冬卿，叶明

02 教育对生育的异质性影响和作用机制：基于两个自然实验的估计

张川川，葛润

03 人口迁移与创业：外来人口的岗位创造效应

唐为，毛凯林，朱瑞华

04 结构性货币政策如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基于异质性银行视角的解释

王朝阳，闵逸杰，代伟

05 全球贸易格局动态下多边贸易合作与中国制造业“稳链”——基于对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生产风险来源的测算

祝嘉良，方颖

06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链韧性——基于产业链恢复能力数据的实证分析

钞小静，廉园梅，元茹静，陈思宇

07 数字政府建设与城市治理质量：来自公共安全部门的证据

陈强远，崔雨阳，蔡卫星

08 政府引导、政策赋能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李剑培，韦东明，顾乃华

09 绿色工厂建设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吗？

戴魁早，王思曼，黄姿

10 政府绿色采购如何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

江鑫，胡文涛，许文立，李光龙

题目：

郑江淮，孙冬卿，叶明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训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短济学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要避免因为产业增长乏力而陷入长期的增长困境。本文界定了产业增长陷阱的内涵与测度方法，构建了引入生产网络与技术网络的产业增长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产业在技术网络中的高中心性有助于避免陷入增长陷阱，突破路径是提升产业增长潜力、抑制产业流出。具体而言，产业的长期增长速度取决于其在技术网络中的位置而非生产网络中的位置，技术网络位置是产业突破产业增长陷阱的关键。产业在生产网络中越重要，其在地区分布中越容易集聚，产业在技术网络中越重要，其在地区分布中越容易分散。基于文章结论，本文结合产业增长陷阱的测度方法与技术网络中心指数，将地区产业划分为陷阱型产业、边缘型产业、潜力型产业、警惕型产业与核心型产业，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不仅将产业的网络结构考虑在内，拓展了产业增长相关理论研究，而且为政府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升级转型提供可靠的政策参考。

产业增长陷阱，生产网络，技术网络，长三角地区，技术网络中心指数

题目：

张川川，葛润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财税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育是影响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准确理解教育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义务教育政策改革和大学扩招两项自然实验，检验了不同阶段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并从生育偏好和生育约束两个角度分析了教育影响生育的机制。研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提升并未改变个体的生育行为，而高等教育则显著降低了个体终生不生育的概率，同时又会显著降低生育数量。通过分析教育影响生育的机制，我们发现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显著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推迟了初婚初育时间，缩短了生育窗口期，但是对生育意愿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这些发现表明，近二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导致人口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但是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提高生育成本降低生育率，并没有显著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通过政策干预降低生养成本和扩大生育窗口期能够有效提高人口生育率。

生育行为，生育意愿，义务教育，高等教育

题目：

唐为，毛凯林，朱瑞华

上海财经大学公其经济与管理学院

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作为“岗位竞争者”的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但较少关注其对当地劳动力需求端的积极作用，即通过促进新企业的创立而产生“岗位创造效应”。本文利用人口普查和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基于Bartik工具变量处理人口迁移的内生选址问题，实证分析人口迁移的创业促进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外来人口占比的提升，推动了人均新增创业规模，进而推高了流入地的劳动力需求。机制分析表明，外来人口一方面利用个体企业家才能产生直接的创业提升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劳动力供给和本地不可贸易产品需求等产生了间接的创业促进效应。研究结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就业优先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人口迁移，创业，就业，Bartik工具变量

题目：

王朝阳，闵逸杰，代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异质性和捆绑融资困境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解释结构性货币政策如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在面临风险冲击时，相比于经营更加稳健的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的存款稳定性较低，其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将降低中小银行给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规模、推高对中小企业的信贷利率，从而加剧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此时，旨在为中小银行提供流动性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改善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从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本文还发现，由于银行异质性，宽松的总量型货币政策将产生不利于中小企业的结构性效应。因此，应更加有针对性地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总量型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切实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结构性货币政策，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异质性银行模型

题目：

祝嘉良，方颖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计量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厦门大学)，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深度融入以及全球贸易格局的不稳定性加剧，中国制造业如何应对供应链风险、实现“稳链”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利用OECD数据库1995~2018年投入产出数据，对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生产风险来源进行测算，并考察中国参与多边贸易合作对制造业“稳链”的作用。研究发现，来自采矿业与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行业的供应链生产风险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风险来源之一，对这两个重点部门中间品的国外依赖度过高也是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生产风险的主要成因。通过分析这两个重点部门主要中间品来源国的销售风险及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本文发现在当前的全球贸易格局动态下，加强金砖国家合作与RCEP构建是解决中国制造业“稳链”问题的理想选择。本文还从增加值视角对中国制造业的供应链生产风险进行再测算，发现增加值传递过程中的“中转国”同样可能造成“断链”的风险，这进一步强调了多边贸易合作的重要性，同时有效补充了现有的供应链风险评估框架。

供应链生产风险，制造业稳链，多边贸易合作

题目：

钞小静，廉园梅，元茹静，陈思宇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以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韧性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基础支撑作用。本文建立理论分析框架刻画了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产业链韧性的理论机理，通过手工收集2014~2021年中国60条产业链的微观企业数据、构建产业链恢复能力指标来测度产业链韧性，同时整理获取中国地级市层面每万人4G基站数表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链韧性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形成技术互补机制和协同效率机制，提升产业链韧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链韧性的积极影响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链、垄断产业链、重点支持行业、低技术活跃度行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地区较为显著。这意味着进一步激发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作用，需要以高技术活跃度行业为关键着力点，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深化数字基础设施应用场景、构建数字化生态系统。本研究为经济恢复关键期合理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产业链韧性，数字基础设施，技术互补，协同效率

题目：

陈强远，崔雨阳，蔡卫星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广东财是大学金融学院“东财题大学国家金融学研究中心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数字政府建设“是否”“多大程度”“如何”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现有研究缺乏理论阐释和经验证据。基于中国政府采购数据库、中国裁判文书数据库等多源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数字公安对公安部门破案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城市盗窃和抢劫案件破案数量，并且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效能提升主要源于数字公安带来的破案效率提升，而非犯罪规模、数字金融、城市合力等竞争性机制的影响。另外，城市公共安全的数字化转型，还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和助推了城市企业创业活动。本文研究为更好地理解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公安的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释义和经验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城市治理质量，公共安全部门，数字化转型

题目：

李剑培，韦东明，顾乃华

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加强政府转型引导和政策支持，推动数字化转型以促进企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是构建数字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政策对A股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政策整体上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数字产业化政策的功效最先显现，且发挥不同细分领域数字经济政策合力尤为关键。机制分析表明，营造数字化扶植生态、释放政策性资源红利、发挥信号传递效应是数字经济政策破解企业“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困境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当前数字经济政策主要推动了国有制造业企业和非国有非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体现了政策资源在不同产权属性和行业属性下的效果差异。而具备规模优势和治理能力较强的优质企业，往往更能充分地利用数字经济政策资源来推动数字化转型。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在身处当地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中得以释放。本文研究为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政策，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扶植生态，政策性资源红利

题目：

戴魁早，王思曼，黄姿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基地

本文在理论分析绿色工厂建设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机理的基础上，结合绿色工厂名单和中国2012~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渐进DID方法对理论预期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绿色工厂建设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这一结论在工具变量法、PSM-DID、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地，更多数量的激励政策对绿色工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比较起来，非现金激励政策比现金激励政策更好地促进绿色工厂的绿色创新，而税收政策的绿色创新效应明显优于金融政策。事前激励的总体效应高于事后激励，且税收政策的事前激励效应好于事后激励效应，但金融政策的事前激励效应与事后激励效应没有明显区别，而现金激励政策的事前激励并未更好地促进了绿色创新“质”的提升。此外，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污染程度较高与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来说，绿色工厂的绿色创新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验证了绿色工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为中国推动绿色创新的政策设计乃至工业绿色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工业绿色发展，绿色工厂，绿色专利，激励性政策

题目：

江鑫，胡文涛，许文立，李光龙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生态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识别出2015~2021年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绿色采购来探究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绿色采购显著提升了被采购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有效激励企业进行实质性绿色创新，创新方向偏向源头管控绿色创新。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绿色采购通过提高企业市场盈利能力、推动内部绿色治理和改善融资约束来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绿色采购对规模较大和行业属性为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外部制度环境对政府绿色采购实施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当企业所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好、公众环保关注度高时，政府绿色采购对其绿色创新激励效果更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为政府优化并科学运用绿色采购政策来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提供了有益借鉴。

政府绿色采购，企业绿色创新，绿色治理，融资约束